问：杂交出来的？
二月河：西方形成自己一套理念时，相对要比我们成熟。我们现在抛弃了自己的东西，把人家不成熟的东西，或者说不好的东西拿过来了。比如说“金本位”。我们本来就有对“官本位”的崇拜，加上“金本位”的冲击，“官本位”加上“金本位”是什么东西？不就是腐败？这就是西方的恶劣文化和东方的恶劣文化混在一起产生的恶劣杂交品种。
所以，我们对国学、西学都要进行分析，解剖。这事需要有专家学者来做。需要有人给他们发工资，需要有这样权威的机构建立起中国人的现代圣贤集中地。没有这样的机构，提供不了这样的平台，单凭个人努力、几个人在那里叫嚣，出来一个二月河之流的人嚷嚷着叫人“好好过日子”，能把这项工作做好么？他们听么？这个事业需要国家民族、我们的家庭学校共同关注。
把思考通过历史写作展现
问：你对西方的民主与宪政，乃至于西方的写作有过研究么？
二月河：我真的都没有研究。自从开始写作以后，除了偶尔翻翻《红楼梦》，我基本不读任何文学作品，更多是阅读清史资料与清人笔记。像莫言、三毛等作家的作品，以及一些新潮作品，我都没读过。不是我自大，我害怕读过人家的作品以后，会在我的作品里不自觉受到影响。我不说是抄袭，至少有模仿之嫌。我要尽可能造成“落霞系列”是二月河写的。写完以后，我视力又不行，更无力阅读当代小说。但我不小看任何人，我也有我的自尊。我在自尊前提下，也尊重别人的创作。
问：写作“落霞系列”前后，还有哪些思考？
二月河：“落霞系列”总体来讲是写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辉煌，像晚霞一样绚丽。接着太阳落山了，黑暗来临了。所以当初写完之后，我想再写“陨雨系列”。“陨雨”是什么意思？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东西方文明碰撞，我们的文明失败了，碰得粉碎，犹如“陨雨”一般地壮观坠落。这一系列里包括太平天国、香港沦陷、热河政变、曾国藩的崛起，还涉及义和团等等，写作规模将比以往大一倍。但写《乾隆皇帝》还剩十万字时，我中风了。我暗说可能是自己野心太大，请允许将这十万字写完，我就放弃掉。后来我又写了一部七八万字的《爝火五羊城》，实际上是“陨雨系列”的序。
我认为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皇帝应该对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负历史责任。我曾给四十三位来南阳的中科院院士做演讲。我说诸位先生，我知道你们在所属的领域里都是太阳，学生仰望你们时，就像葵花向着太阳。可你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他是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音乐家、医学家、物理学家、农学家，还精通七门外语。我说没有。然而，康熙帝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和俄国彼得大帝属同一时期。在个人素质、执政能力、执政经验，以及对国家治理的情况等各方面，他都比彼得大帝强。但他在晚年，没有像彼得那样将工业革命的兴起引入中国。他实行了海禁。而开了海禁以后的贸易情况如何呢？输出的是中国丝绸、瓷器、茶叶、药材、染料，运进来的是一船船的银子。这样的贸易顺差，现在哪里找去？海禁开了二十年，突然停止了。如果不停，随着商贸来往，工业革命兴起进入，中国又会是什么样？所以，我说康熙是“中国的潘多拉”，将希望光明扣在盒子里，飞出了战争、饥饿、瘟疫。如果当时他思路再开阔一点，不受周边一些小人的蛊惑，害怕明王朝复辟，突然禁了海，不致使中国与资本主义道路擦肩而过。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上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光靠个人努力不行。但从个人因素上讲，英雄也能创造历史。如果他能将好的个人品质全部注入工作当中，可能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像他在晚年执政时，一心想当千古完人。要富贵高寿，要建功立业，要留给子孙一个花团锦簇的江山，不愿意在历史上落下一个苛刻名声。因为反腐倡廉要整人，他不愿这样做。可追求完美的历史形象一旦做过了，就会出现失误：贪污横行、朋党交错、社会土地兼并加速，还有一些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冒出。这也可以说是康熙一生当中令人遗憾的东西。从他之后，清王朝逐步走向反动。虽在雍正时期进行整顿，也只是在固有的政治格局下做了一些改良。
问：你曾对朋友说过，你像《康熙大帝》中的“伍次友”。这位“帝师”的塑造，是否也代表个人的理想与抱负？
二月河：我没有做谁的老师的这种想法，我只愿意当别人的朋友。在书中，伍次友也是康熙的朋友。我喜欢他，是他拥有的人格力量，他并不是因为当“帝师”而受人尊敬。伍次友作为一个传统文人，他的学术、理念不会超出孔孟之道。他对于康熙更多的是进行理论指导，宏观上把控战略。
我更多地是将自己读到的历史知识、文学知识，还有对哲学的思考，通过表述康熙、雍正和乾隆长达一百三十多年的历史来展现给读者。我感到，我所表现的要比《红楼梦》全面，书中除了写到社会、文化、政治、经济，还有军事——《红楼梦》里起码没有涉猎军事。而我在书里，经济运输、战略战术都有自己的一些感受。读者从我的书中能够读到这些，对自己有所启发，或对自己有一些用处，这就足够了。这不就是朋友吗？
我想，文学的功能不光是歌颂与暴露。说歌颂、暴露，那是在极左时期极端形式下，宣传的极端语言。人在极端的时候就会说出极端的语言。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真是那样吗？可以说，大多数人的死不会像鸿毛那样轻，也不会像泰山那么重。更多的是像河里的鹅卵石。我们分析文学功能时，除了歌颂暴露，还有娱乐，还有从互相交流与沟通里，获得一种快感。我对文学的这种理解在作品中有所体现。比如有些政治人物喜欢雍正，有些官员喜欢张廷玉，有些军人喜欢魏东亭。每个人都在书里寻找自我，寻找自己的一些思维理念，能够跟自己沟通，这就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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