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这是我们的一个缺失。过去有弹劾机构，如监察御史，专门监督官员有无贪污。若有贪污而不检举，他就有罪。我没说要照搬历史，但应该汲取这方面的一些经验。今天无论人大代表还是党代表，社会拥有这么庞大的群体，这么复杂的社会层面，没有这方面的制度引导，怎么对政府行使监督职能？没有专门的制约制度，是不行的。
问：你还提出，衡量官员的价值和收入，不能只用金钱与官位。可以将其家庭荣誉与社会尊崇也算进收入中。在以前的反腐中，难道从没想到过？
二月河：是算进主要收入中。如果做官是为了钱，本身就存在偏离。如果做官是为个人尊严，为光宗耀祖，这就有偏悟。但这一“偏悟”不至于让人沦为贪官。比如你是军长，下面师长给你敬礼，那是你与生俱来的权力吗？是你父母给予你的吗？那是你的官位带来的权力，所以应该纳入你的收入。再比如过去宣扬包拯、海瑞，说他们不贪钱是真的，但说他们不要命，我不相信。他们所追求的是个人尊荣，是在历史上留名。就像文天祥坚贞不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就是他们的“收入”。不是说它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在衡量一个官员的时候，根本不能考虑他存了多少钱，存的钱越多越成问题。而是要衡量他给老百姓做了多少事，有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也有很多官员做了很多事情以后，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同样，一旦得到了应有的地位与尊荣，这本身就是官员的收入。这一措施不是以前没有想到，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但商品经济过来以后，我们在这方面阵地失守。
问：民与官的素质是相对的？
二月河：现在整个国民素质在下降。在我看来，下滑的一层原因是，改革开放、商品大潮进来以后，我们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没有预防措施，没有有效及时地对涌进的一些思潮进行剖析，更不要说反击。
国民素质与文凭高低不是一回事。不是文凭高了文化就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把战俘送往毒气室时，他们在门口奏乐，这样的文化令人不寒而栗，可这也是有文凭的人干出的事。
我们强调文凭，但我们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都出现了严重失误，就导致了整个国民素质下降。腐败——从高官显贵到老百姓，一直到幼儿园小朋友。小孩子见了老师就讲，阿姨，我爸是煤电公司的，你缺煤了给我说一声。这不是腐败吗？小学生为享受特权，可以免交作业，可以依仗老师权势欺压差生、竞选班干部，这不是腐败吗？成克杰执行死刑前，跟看守自己的人一一握手，感谢他们的付出。那不成跟江姐、李玉和上刑场从容就义一样？这样的人给我们做出什么榜样？没有一点羞耻感了。大家为了金钱、为了名誉、为了地位，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下级杀上级、妇产科医生卖孩子等等，过去不能设想的事情到今天都发生了，我们整个国民素质都在下降。
我给官员上课时曾讲，好好过日子。你不要说，什么资产阶级影响了你，什么拜金主义影响了你。你如果不在外面折腾女人，不拿别人的钱，好好过日子，检察院追究你干什么？还有我们的家长从小教育孩子，你长大后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把日子过好，不要占别人便宜，不要欺负人。如果有这样的家庭教育，比高谈理想要有用。
问：你曾说中国文化中有很致命落后的东西。它与今天的腐败、国民素质下滑有什么联系？
二月河：中国文化中落后的东西，我们根本没有作分析。难道孔孟之道要一股脑地接受吗？像“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等，能这样讲吗？这种对妇女的歧视，对权力无原则的崇拜、渴望、追求，还有商业的缺失，现代科技的缺失，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的思路，都是我们文化中要不得的东西。现在一股脑地在说国学要怎么样怎么样，好像国学是一回事，西学又是一回事。实际上，西学里有好东西，我们要拿来。不好的东西要抛弃。
我在给中央领导汇报时说，我们的文化面对着空前的机遇。第一是政治上，没有思想罪人，没有文字狱。这给文化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第二是现代科技的普及，专业创作的垄断权也随之改变。比如以前我们送稿到出版社，出版社经过初审、二审、三审，还要交到宣传部。现在程序还是那些程序，可电脑手机已经普及了。晚上起来撒尿，突然想起一个段子，躺在被窝里群发就发表了，有无稿费是另外一个概念。第三是群众性的文体活动蓬勃发展。比如广场舞——大量人群每天自觉自发、无政府组织的这种活动，也是过去历史上没有的，这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第四是文化杂交。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以后，产生强大的文化杂交优势，出现世界集成的文化兴起。现在除了我们自身的民族文化以外，杂交优势仍然存在，又加上西方文化的介入，必将产生新的文化杂交优势。但单纯这样说有拍马屁之嫌，我们仍面对着空前的困难。西方文化对我们不仅仅是介入，可以说入侵了我们的文化。我们在竞争面前，显得非常软弱。所以文化杂交不单纯出优势，也会出劣势。甚至现在，官员的贪污腐败，都是杂交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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