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校肚皮上的字也是这样，大家好像猜谜语，什么都不顾忌，乱猜，一下猜出多个底本，诸如：我是皇军一条狗；皇军万岁；皇军大大的好；我是汉奸我该死；太监是假汉奸是真，等等。好像在猜一句鬼话，说什么的都有。甚至有种说法，说那根本不是一句话，而是一张地图，地图上标的是当时上海军统特务的秘密联络图。
爷爷几次约老保长讨教，老保长一律答复：都是胡说八道。
直到一天，村里有人打架，派出所来人处理，聊起上校，撂下一个说法，有权威性，很快传开来，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压下去，一枝独秀。这说法不关上校有没有挨打或吃药：这是过程，可能也是秘密，人家不讲。人家只讲明结果：上校已经接受坦白从宽的政策，承认小瞎子是他害的；为什么害他？因为他看见了他肚皮上的字；什么字？是一句下流话；什么下流话？这不能讲，因为太下流，开不了口——有些话太脏，毒药似的，人是不能碰的，碰了脏你嘴，毒你心。关键，这个不是下流的问题，而是汉奸的问题：那句下流话像句口号似的，彻头彻尾指明上校是个十恶不赦的大汉奸！
爷爷讲：“收音机里看不见人，玻璃柜里藏不了人。”意思是做人要亮身子，讲话要见芯子。
你说话光露一个把子，不露芯子，就别怪人家编鬼话，瞎猜。一时间，村里编出各式各样的下流话，贴在上校肚皮上。那个下流啊，真是下得脱底，流得满地都是，反正不是鸡巴杆子就是阴×洞子，精赤赤的，淫荡荡的，不留一片布丝。我每次听到都起鸡皮疙瘩，真正尝到什么是“毒药似的脏”，别说嘴巴子不敢碰，耳朵根也不敢。毕竟我才十六虚岁，用爷爷的话讲：刚出屌毛，面皮子薄。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我已经上床睡觉，爷爷正准备去关大门，老保长闯进来，喝得醉醺醺的，进门就吆喝，讨烟抽。爷爷递给他烟，取笑他：怎么有人请你吃酒不送你烟？他拍拍裤袋讲，烟在这儿，整包的。爷爷讲，那该你请我抽。他讲，好，那就你来讲故事。爷爷问什么故事，他讲当然是上校的故事。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爷爷一通笑，嘲弄他，“上次送你两斤烧酒你都诓我，毛都没让我见着一根，今天怎么主动送上门，该不是又想诓我？”
老保长讲：“上次诓你是因为我跟太监有约定，不准讲，讲了对他不尊敬。今天他自己已经开口讲了，约定就取消了。你没听见嘛，全村人都在讲他的故事，下流得要淹死人，可那都是他妈的瞎扯淡。今天我讲是为了尊敬他，是要叫人别乱嚼舌。”一边冲楼上嚷，叫父亲一起来听，接着对爷爷讲，“今天我讲的事你可以四方八远讲，去堵堵那些烂舌根，叫他们知晓什么是真的。”
父亲下来，给他泡好茶，选好位置，摆好凳子。本来这季节天井是谈天的好位置，但他们选在前堂，目的是不想吵着人；可能也是因为要讲的事太过那个吧，不合适其他人听，尤其是我。可我是笃定要听的，远远的棺材屋我都要跟去听，何况送上门来的。其实我想不听都不成，老保长喝足酒，嗓门大，兴许母亲和大哥在楼上都听得到。尽管父亲和爷爷多次劝他小声点，可小一会儿又会变大，没用的。
爷爷讲，酒鬼嗓门大，死鬼乌珠大。这话一点不假。
六六
上次讲到哪儿了——在父亲提醒下，老保长从上校被鬼子抓去战俘营开始讲——对，这是民国三十二年的事，那年我一共去上海四次，最后一次是过完冬至节去的。去了以后就听闻太监出事了，被手下出卖，抓起来，关在湖州长兴的战俘营挖煤。那时间我跟他交情很深，人家落难，我当然要去看他。原想回家中途改个道，从苏州下火车，走太湖去看他。可一打听，去不了，时机不对，大冬天，太湖结冰，轮船不开。走杭州也不行，那时杭州到湖州还没开通火车，也没公交车，主要交通工具是脚：人脚、马脚。我那时手头有钱，包个马车不在话下。但马车也不行，天寒地冻的，马去哪里找草吃？自带干草？那么路远迢迢，车子还不够装草料呢。行不通，只有等来年再讲。
过了年，三月底，春暖花开，田头路边的青草跟庄稼一样盛，马可以上路了，我就出门了。先坐船到杭州，在客栈过一夜，雇好马车，第二天清早上路，天黑赶到长兴县城。战俘营在牛头山一带，从县城过去马车还得几小时，到地方还得寻地点，到地点还得寻人。总之紧赶慢赶，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总算熬出头，寻到人。不是太监本人，是管太监的人，牢头。战俘营属鬼子管，其实又没几个鬼子，管事的大多是中国人，汉奸，见钱眼开的。我寻到一个管事的牢头，送他两块银圆，他眼睛亮得！恨不得要造出一个太监给我。
是的，太监走掉啦，就在我去前一个月，春节前，有人开来小轿车把他接走啦。牢头看我是有钱人，对我客气，给我泡茶，陪我在工棚里聊了一个多小时天。他告诉我，来接他的人一副大派头，穿一身西装革履，戴一顶黑毡帽，拿出来的证件是南京鬼子司令部发的，汽车挂的也是鬼子的军牌照。开始我的想法跟你（父亲）一样，以为太监是被人接去行医，他在上海开过诊所，名声在外，人家慕名而来，是要他去救命——这样的话，太监应该还要回来。牢头讲，这阵势是去天堂的，死了都不会回来了。那天堂在哪里？不知道，去干吗也不知道，总之很机密。牢头是个小喽啰，只管着地狱，天上的事够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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