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讲，以前没有轮渡，也没有公路，这些都是日本佬搞出来的。鬼子打到杭州，当时钱塘江大桥刚修好，炸了，阻止鬼子过江。鬼子沿着江一路逆流而上，找过江的地段。到我们县城，找到了，那儿江面窄，两岸平缓，鬼子搭码头，通轮船。轮船把一辆辆坦克、一队队人马送过江，一路烧杀抢掠，往金华永康方向扑去，那边有新迁的省政府和国民党大部队。大部队打不过小鬼子，一路撤退逃跑，逃得快的去了江西，慢的只好躲进附近山里。前山海一样大，是藏伏人的好地方，几百人散漫在丛山峻岭里，偶尔出来打个伏击，骚乱一下。鬼子摸清情况后——有汉奸嘛——派来飞机，开来坦克，狂轰乱炸，把前山好些个山头烧成瘌痢头。飞机丢了炸弹就走，坦克不走，排成队，停在溪坎边，十几天不走。村里人能逃的都逃走，逃不了的躲进观德寺，求菩萨保佑。菩萨显灵，派出老和尚和鬼子小队长比武，立好规矩，赢退兵，秋毫不能犯，输则杀人烧庙。结果小鬼子输得一塌糊涂，只好退兵，寺院和躲在里面的人总算躲过一劫。
但十几天下来，村子已经被鬼子劫蹋个惨，粮食被吃光，畜生被杀光，值钱的东西被抢光——这就是爷爷时常讲的鬼子的“三光”政策。到老保长嘴里，要加一个“光”：女人被糟蹋光。我听老保长多次讲过，鬼子进村时村里女人跑个精光，但他们从外边抓来十几个女人，关在祠堂里，日里夜里轮奸。鬼子撤走时祠堂里丢着两具女尸，一个是小女孩，一个是老太婆，都一丝不挂，一副被活活×死的样子。
老保长讲：“自古有定理，哭不死的孩子，累不死的男人，×不死的女人。但这两个哪是能×的女人哦，一个门还没开，一个门已关死。×这样的女人，指明鬼子不是人，是畜生，连畜生都不如。”
爷爷一向不对我讲这些事，大概是怕脏着我吧。爷爷讲公路的起头，其实是鬼子坦克碾出来的，一部坦克十个汽碾子，开到哪里都留下一路辙子，来往几次一条路便成形。早先路面是夯实的泥地，坑坑洼洼，不平整，晴天干燥，人跑过，一路灰尘，雨天泥泞，粘脚板。新中国，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后，政府号召大家修路，把路面修平整，又盖一层砾子，至少雨天吸水，不粘脚。砾子是放炮从山上开采下来的，用轧石机碾碎，大小差不多，带各式颜色：大多灰色、褐色，少数白色，少少数是青石板的颜色。下雨天，各种颜色一统消失，褪色，褪成一路湿漉漉的水印子；阳光下，各种颜色被放亮，天上地上都是光，遇到风，阳光被吹淡，光亮也淡了。
爷爷每个月都要上路一次，往山里走，是去大姑、三姑家，往江边走，是去二姑家。以前，爷爷上路的日子，我就可能看到上校来我家；现在，爷爷照旧月月上路，但上校不可能上我家了。他在哪里，村里大概只有父亲一人知道——这是他亲口承认的——我倒不希望他知道。想到父亲知道上校在哪里，而且有一天会领着老保长去寻他，我心里就有一种盲目又茫然的害怕，好像公安随时会来找我审问。
胡司令抄在学校墙上的革命诗，在日晒雨淋和风吹雪打下，失消了当初鲜艳夺目的红，变得淡红而有些脏。脏是皮球印子，上体育课，我们经常把墙上的字当篮筐瞄准，投篮；下雨天，皮球湿的，脏的，嘭一声，墙上便有一个黑印子。大多数印子会被雨水洗掉、阳光晒干；也有些洗不掉，跟字一样牢牢长在墙上，看上去，便是脏。我平时不大想得起胡司令，只有看见这些字时才偶尔会想到。想到他，就会想到上校，想到父亲，想到公安民警，然后生出害怕。
我觉得我的胆量是越来越小了，不像力气，去年还背不动爷爷，现在可以把他背上楼。当然爷爷不需要我背，他也不需要上楼。我是说，我的力气这一年长了许许多，但胆量却不长反而小了，萎了，缩了，像爷爷的身子骨，那场濒临死亡的大病后，整个人小了一轮，穿的衣裤显明宽大了，背后看，衣裤四处里灌进风，飘飘忽忽的，有一种凄凉和孤独。爷爷讲，马瘦毛长，人瘦嘴大。我也发现，他的嘴巴包括眼睛都好似大了一些，似乎在配合他讲的道理的真实。好在瘦是瘦，但精神头还是不错，照旧日日出门，去祠堂门口或小店转转看看，月月上路，去女儿家享享清福，不耽误。
我照旧是天天守着几本功课书和几只兔子撞日子。我已经读初三，成绩不好也不坏，但要上高中是必须要好的、拔尖的。我料定自己上不了高中，最后一年便有些结束前的松懈和放弃，便是撞日子，像和尚撞钟，样子做到算数。甚至样子也做不足，常常编造各种理由迟到早退。进入十月份（阳历），山上的野柿子一天天由青变红，味道也由酸涩向酸甜变，等不到真正蜜甜时，它们将消失得一个不剩。这天下午最后一堂课是体育，我和矮脚虎合谋扮戏，他负责受伤，我负责送他回家。我们扮得十分像，矮脚虎坐在沙坑里，抱着一只脚啊哟啊哟叫，我报告老师，然后背着他回家。一出校门他跑得比我快，我们从老虎尾巴上山，直奔老虎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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