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灰盒呐！
我带着小雨的骨灰盒离开莫斯科，至今我还记得那天莫斯科突降大雪，火车站结着一层厚厚的白雪，我的心情就像这冰天雪地一样寒冷。一列满载着来自中国的苹果、生猪等货物的闷罐火车停靠在月台上，苏方和中方的很多人员正在卸货、验货。这些货物是中方作为还债用的。正如人们听说过的一样，苏方对货物有严格的检查手续，月台上摆放着好几台滑轮机，卸下来的苹果都要经过滑轮机的检验——大小都有“科学而死板”的规定，过大的不要，过小的也不要。对生猪，苏方人员也一一检查，凡是猪身上有伤痕或青疤，都不要。
当时中苏关系已经非常微妙，我的行李在火车站也受到严格检查，我的导师安德罗见此再一次劝我别回国。那几天，他一直在劝我留下来，就在头天夜里，我们曾有过一次长谈，他给我分析了中苏关系的前景和我个人可能有的前途，认为回国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差的选择。他似乎已经预感到中苏关系必将交恶，怀疑我回国后可能会去破译他们苏联密码，把我俩深厚的友情玷污。他希望我留下来，读完本科读硕士，甚至读博士，今后专心做学问，不要卷入破译领域。导师说：这是意识形态的事情，说到底跟学问是没关的，我自己的经历应该成为你的教训。我已经不可能走回头路，但你完全可能不步我后尘，做一个单纯的学人。可我知道，这不可能，可以说，我生来就是个“意识形态的人”。我说过，我是个革命孤儿，是党把我培养成人，在党和国家需要我时，我不可能有自己的愿望和选择。
检查完行李，导师问我知不知道刚才检查我行李的是什么人。我说不知道，他说是克格勃。我估计他对我的秘密身份可能已经有所觉察，故作惊讶，“怎么可能呢？”他笑道：“我的朋友，我认为你应该对我说实话，你除了中国科学院密码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身份外，还有没有别的身份？”
我说：“安德罗先生，你为什么会突然问这个？”
他说：“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你给我了很多秘密和疑虑。”
我说：“先生，我对你没有任何秘密。”
他说：“朋友，你没有说实话。”
他指着我抱在手上的骨灰盒，问我妻子小雨到底是怎么死的，他说他不相信只是一起偶然的车祸。我发誓事实就是这样。其实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只能这样说，哪怕我对他非常信任。最后，他郑重地要我记住他一句话：回国后，如果组织上要求我破译他们国家密码，无论如何我都不要接受。
他说：“我这么说一是因为从感情上我接受不了，另一个你现在的技术也无力在这方面有所建树。”
我说：“是啊，所以我还要回来继续学习。”
他摇着头说：“没机会了，就像我们两国的关系已经没机会回到从前一样，我们也没有机会再做师生了，还是做朋友吧。”
他脸上露出一种伤感来，将我拥到他胸前抱了抱，说：“上车吧，祝你一路平安。”
就此分手。
我走进车厢，不久便有人来敲门。进来的是“飞机”同志，她手上拎着一只黑色皮箱。我也有一只同样的皮箱，此刻放在茶几下。她把皮箱放在我皮箱的边上，告诉我她箱子的密码。走的时候，她带走了我的皮箱：一模一样。我不知道她的箱子里留的是什么东西，但我知道那东西一定比我的性命重要，如果我在路上遇到不测，我首先要保护的不是我的生命，而是箱子里的东西。
感谢安德罗先生的祝福，我一路平安。
02
到了北京，第一天，有人来我住的招待所取走了“飞机”同志交给我的皮箱。
第二天，总部一位主管业务工作的副部长接见了我，他姓铁，五十多岁的年纪，半头白发，有点显老。但说话的声音宏亮，干脆果断，像个将军。他曾是701的第一任院长，因为脾气大，部下们在背后都管他叫“地雷”。他是两年前离开701，提拔到总部当常务副部长，全面负责业务工作。他的秘书姓李，是个年轻人，会俄语，在我去莫斯科之前，我们曾做过几个月的同事。因为时间不长，不是很熟，但几年不见，见了面反而变得亲热起来。在铁部长接见我之前，他先来招待所跟我大聊一通，对我问寒问暖，介绍部里的情况，很热情。他跟我透露，为了我这次回来铁部长跟部里其他几个领导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他说：“你可能不了解，这几年我们先后破译美国、英国和台湾等敌对势力的好几部高级军事密码，其中你搞回来的资料立了大功。所以，部里领导对你的工作十分肯定，这次喊你回来几个领导都不同意，觉得你在那边工作很出色，回来可惜了。”
我说：“现在的形势要再开展工作也难，他们现在对我限制很多，不像以前。”
他说：“是啊，今非昔比。”并问我对中苏关系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我说不妙。
他说：“确实不妙。当然，对我们不妙，对有些人来说就妙了。不知你看到没有，香港的报纸上说，蒋介石准备要回南京做大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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