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转念又想，也可能整个招供，都是张文祥为自己脸上贴金而胡编乱造的。这个家伙很可能是一个既在捻军、长毛里混过，又在湘军里混过的无赖流氓、亡命之徒，他为自己的私仇，或为不可告人的目的受人指使，刺杀了马新贻，而马却是一个无辜的以身殉职的官员。曾国藩想起自己为官几十年，尤其是办湘军、为地方官以来，与他构成怨仇的人何止千百，其中也不乏拼却一死、与之同亡的大仇人。将心比心，能不可怜马新贻吗？更使曾国藩不安的是，这个可恨的张文祥，居然曾充当过湘军的哨长。这件事传扬出去，岂不给湘军脸上大大抹黑！湘军中有恶棍歹徒，有痞子盗寇，有杀人越货之辈，有奸淫掳掠之人，这都不要紧。这些人，当兵吃粮的军营里，何处没有？绿营里有的是，八旗兵里有的是，曾国藩不怕。但大清立国二百多年来，史无前例的谋刺总督案，是一个曾在湘军中当过哨长的人所为。这事传进太后、皇上之耳，播在万人之口，今后写在史册上，留在案卷里，却是一件给前湘军统帅大大丢脸的事情！天津教案已使他声名大减，再加上这么一下，他以后尚有多少功绩留给后人？这桩疑云四起、扑朔迷离的刺马大案，又一次将曾国藩推到身心俱瘁的苦难漩涡中。
一个半月后，刑部尚书郑敦谨姗姗来到江宁。这个奉旨查办马案的钦差大臣，从京师出发，居然走了四个月！从北京到江宁只有两千四百里驿程，也就是说，他每天只走二十里！下关码头接官厅里，郑敦谨一落座，便连连对曾国藩说：“卑职年老体弱，一路上水土不服，遭了三场大病，因而来迟了，尚望老中堂海谅。”
“大司寇辛苦了！现在身体复原了吗？”曾国藩见眼前这位高大健壮、气色好得很的同乡星使，公然在他面前扯着大谎，心里一阵好笑。其实，曾国藩不仅对他可以原谅，而且希望他不来更好。
“这两天略微好点了，但还是头昏眼花，浑身无力。”郑敦谨懒洋洋地说，完全是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
“进城后好好休息两天，要不要再唤个好医生号号脉？”
“多谢老中堂！卑职于医道略懂一点，医生不必叫了，我休息几天就行了。老中堂和魁将军、张漕台这几个月辛苦了。在路上我看到京报上登的老中堂的奏章，说刺客拒不招供，估计是个报仇的漏网发逆。老中堂分析得对极了，我看完全就是这回事。马榖山杀长毛何止千百，定然与他们结下了大仇。张文祥这个王八蛋舍掉自己的命，拖马榖山一道上黄泉。你们看呢？”郑敦谨转过脸，对前来迎接的魁玉、张之万、梅启照等人打了两下哈哈，“我看你们各位呀，今后都得小心点，当官的谁没有几个仇人呀！”说罢，自个儿哈哈大笑起来。
张之万说：“我于审案一事无经验，还要靠刑部大老爷您来定案。”
“哪里，哪里！”郑敦谨忙摆手，“老中堂二十多年前就当过刑部侍郎，这世上哪个人的花招，能瞒得过老中堂的法眼？这个案子要我定什么案，老中堂奏章中的分析就是定案。”
郑敦谨的这几句话，说得曾国藩大为放心。这分明意味着，他不会再认真地审讯张文祥，他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且一路走了四个月，既不是生病，也大概不是因游山玩水而疏懒渎职，说不定这个精明的刑部尚书早已窥视了某些内幕。曾国藩又想起陛见时太后对此事的冷淡，莫非杀掉马新贻正是出自醇王的意思而得到了太后的默许？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太后秉政十年了，治国的大本领寥寥，整人的手腕却异常的高明阴毒，她是完全可以做得出蜜糖里下砒霜的事来的。
第二天一早，张之万便来告辞，如同跳出火坑似的匆匆离江宁回清江浦。自此以后，魁玉、梅启照等人也都不再过问此事了。郑敦谨传见一次张文祥，问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后，便到栖霞山去休养，一住半个月过去了，毫无返回江宁的意思。看来，他们都不想染指此事，最后如何结案，都指望着曾国藩一人拿出主意。曾国藩和赵烈文等人细细商量着，如何写一份能够使人相信的结案材料，既能够向太后、皇上作交代，又能顾及马新贻，也就是说顾及整个官场的体面，且不能丝毫牵涉到湘军，同时又可以自圆其说，堵住天下悠悠之口。正在冥思苦想之际，却不料马案又出现了新的情况。
马案又起迷雾
这一天，总督衙门接到一封无头禀帖。禀帖上说，前两江总督马新贻，为江苏巡抚丁日昌的儿子候补道丁蕙蘅派人所杀。事情是这样的——
丁日昌的独生子丁蕙蘅是个花花公子，读书不长进，成天吃喝嫖赌，二十岁了，还没考中秀才。丁日昌急了，给他捐了个生员，指望他能考中举人。考了三次，文章做得狗屁不通，他自己也不想考了。丁日昌九十岁的老母亲疼爱孙子，便对儿子说：“你当了巡抚，荣华富贵，就不替儿子着想？我丁家做官就做到你这一代为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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