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曲子？”她问。
“德彪西的阿贝斯克，”他笑了笑，叼着烟回答，“没有谱，跳了一段，隔太久了，都忘了。”
这时，饭店服务员走过来，对他说：琴不能碰，此地也不能抽烟。
“烟根本没点。”他无所谓的笑，从旁边桌上拿了一条餐巾，擦了擦琴键，合上键盖，动作娴熟，一点都没有被人抓了现行的紧张。
知绘对晓安说起这件事的时候，甚至还不知道那人的名字。至于她为什么要去那间涉外饭店？去做什么？她不说，晓安也搞不懂。更多有关那个人的事情，是后来听方老太太说的，说他是被判过流氓罪的劳改犯，吃过几年官司，倒把晓安吓了一跳。相较之下，方兆堃的版本要温和一些，他告诉晓安，那人名叫舒宇，原是音乐学院钢琴系的学生，因为家里许多人都在国外，成分不好，所以一直拖着不能毕业，也没能分配工作，早几年搞黑灯舞会，被送去劳动教养了两年，期满之后一直待业。方家人之所以要弄清楚那人的底细，不为别的，只是因为知绘说要跟他结婚。
知绘在上海算是寄人篱下，舒宇的情况也差不多，他的父亲解放前就出国了，母亲已经去世，住在一个堂亲眷家里。婚最终没能结成，既是因为两方面家里反对，也是因为他们都一无所有，没地方住，没工作，也不知道将来会怎样。
经过那样一场风波，知绘很快从方家搬出去，悄无声息的回苏州去了。直到次年春节，她回到上海，晓安才知道她是跟舒宇一起去苏州的，过去几个月，两人一直住在一起，这次回来是因为舒宇联系上父亲，就要去美国了。
“你们一起走？”晓安问，心里也知道不可能，出国不是那么容易的，更何况他们还没有结婚。
知绘摇摇头，倒不怎么担心：“我们说好了的，无论谁先走，留下来的人都不拖累。”
“那你怎么办？”晓安恨不得骂她几句，又不知道该怎么说。知绘怀孕了，而且月份不小，看起来很瘦，愈加显得肚子大，许是再过一个月就要生了，应该是离开上海前就有了的。
可能就像知绘说的，两人是早就说清楚了的，没有等到孩子出生，舒宇就走了。知绘表现得很平静，只是发了一场莫名其妙的高烧，差一点早产。那时的医院不许家属陪夜，晓安去看她，也就是每天下午那两个钟头。一开始知绘高热不退，肚子里的孩子也跟着心跳飙到一百八十几，好在她精神还不错，照样与晓安聊天说笑，几天功夫也就渐渐好了。
同病房有几个好事的人总爱向晓安打听，王知绘的老公上哪儿去了？为什么不来？护士当中有人知道些底细，也悄悄过来问，孩子生下来之后是不是打算送掉？这些话晓安怕知绘听到伤心，却也明白都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知绘今后怎么办？孩子生下来之后又怎么办？
最便当的办法就是去找周予翠，不管事情如何，户口本上写着的她们还是母女，周予翠不能不管她。周家有许多亲戚在美国，可以担保知绘出国，再和舒宇在一起也不是不可能。但知绘不肯，不说原因，就是不肯。就连方兆堃试着联系上了自己在英国的旧友，说要帮忙，也被她婉拒了。
旁人都不懂她怎么那么固执，只有晓安猜到她是为什么——那封信她一定已经写了，寄去了法国。她在等，等着回信。
孩子是三月初生的，男孩儿，长得很好。又有人来问，是不是要送掉？知绘笑问：“我这活的好好的，为什么要送掉？”
之后的一年多，知绘在普陀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带着孩子一个人过。晓安去过几次，看她仿佛过得不错，房子简陋，但里面打扫得很干净，孩子没有报户口，因为生日是七号，小名就叫小七，已经蹒跚学步，每个月花几块钱让房东家的老太太帮着带。
知绘自己也没闲着，临窗一张桌子上堆着许多书、照片和油印的资料，中英文的都有，说是在给一个外国人工作。那个外国人，晓安后来也见过一次，六十多岁的法国女人，来中国做纺织品研究，知绘就是在和舒宇初遇的那间饭店里认识她的。晓安知道知绘的英语不错，在苏州奶妈家里学过刺绣，还会画几笔工笔的仕女花鸟，做这个倒也算是专长了。
每次去看过知绘，晓安总是会想，这种边缘人的生活究竟会持续多久，却没料到那么快就结束了。次年初夏，那个法国老太太做完访问研究回国，知绘就是跟着她走的。
她走之后，小七被方兆堃抱去杭州，不久就办了正式的手续，由他的大儿子收养，起名方书齐。方家的大儿媳本是不肯的，叫了她娘家人过来吵，说她只是流产过两次，又不是不会生，怎么就要抱养人家的孩子，而且还一岁多了，有些认生了。方兆堃一向是没什么脾气的人，单单在这件事上那样坚决，有时候他会想起多年以前，如果他早些成家，把知绘留在身边长大，知绘的命运便会截然两样了。
回想起来，那几年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唯一不变的或许就是是晓安和勤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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