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春天来临之前，发生了几件大事。
先是林晰结束掉原来的工作，开始为一家时尚杂志社拍照。那本杂志以十六七岁女孩子为目标群体，虽说离一线还有很长的路，也总算不用再围着螺栓螺帽打转了。农历春节之前，他到学校来看我，给我一个深红色皱纹纸包的盒子，打开来是一部红色的手机。
“干吗送我东西啊？”我问。
他呵呵地冷笑，说：“省得再给警察叔叔找麻烦。”然后拿出一个同款的黑色的，拨了一个号码，我手里那个响了，他拿过去，设了一个快捷号码。
“我不喜欢红的。”我说，“你那个黑的挺好看的，我要那个。”
“不行。”
“你做人情就做得地道点，我最不喜欢红颜色了。”我伸手去抢，他不躲，笑着看着我，任由我把他的电话拿过去，红的丢回给他。后来，那对电话我们用了五年，第一个快捷号码始终是彼此的。
第二件事就是我爸交了个女朋友。更准确地说，是已经交了一阵的女朋友，终于正式告诉我了。那个女的从前是我爸的学生，上学的时候就喜欢上我爸这个中年大叔了。而且大叔对人家也有意思，做毕业论文的时候，特别挑了她的选题。该选题说起来也实在劲爆，原文不记得了，反正中心思想就是论述法国文学史上的不伦之恋。结果，那个学期，我隔三差五地就能在家里看到这个女同学，恭恭敬敬地坐在大叔身边，桌子上一把彩色水笔，一厚叠纸，纸上改得那叫一个五彩斑斓。几个月后论文做成了，大叔带着些许伤感，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助此女到巴黎留洋。不想淑女情长，几年之后，人家又飞回来了。
“爸，其实这样挺好的。”我在电话里说，不是心里真的觉得好，而是没有我反对余地的好。
“你这么说，爸爸很安慰。”大叔还挺能演。
“就这样吧，新年快乐。再见。”还是我先演不下去了。
放下听筒，我一把拔掉电话线，把电话机扔了出去，宿舍门没关，电话飞出去老远，砸在对面房间的门上，“嗵”的一声，塑料的碎片落了一地。室友和几个来串门的女孩子惊愕地看着我，我平静地解释：“我爸要跟一个二十几岁的女的结婚了，以后我没有家了。”
“哦！”姑娘们与其说是叹息不如说是欢呼，“欢迎加入达洛斯孤儿俱乐部！”
在这里，我总算不是特殊的了。
第三件事就是，农历小年夜的早晨，我收到周君彦的电邮，正文只有一句话：
小闻，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我今年不能去美国了。你不用回来找我，好好读书，以后我会来找你的。
我反复看了几遍都不懂他究竟是什么意思，直到上课要迟到了，才抱着书和作业本跑去教室。好不容易熬到下课，我用教学楼中庭的公用电话打他家的电话，响了一下就有人接起来，正是周君彦：“我知道你会打过来的。”
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的声音，问他：“你说不能来了什么意思？”
“我家里出了一些事情，你先别打断我，听我说完。”他说，“你不要去打听是什么事，我不想你从别人那里听到，到时候我会给你一个交代。我今年不能去美国了，但是我们肯定不会分开的。”
“我们现在就没有在一起！”我冲着电话听筒叫起来。
他没理会我的话，停了一下，问我：“你相信我吗？”声音里透着从来没有过的坚决，听上去完全不像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我相信你。”我这样回答。
但是实际上我并没像他关照的那样不去打听，那怎么可能？！我没有去上剩下的课，给一个从前的同学打了电话。那人很吃惊我会想起来给他打电话，没听完他寒暄，我就直截了当地问他：“周君彦家里最近出了什么事，你知道吗？”
他说他也不太清楚，不过好像跟韩晓耕有点关系，他们两个最近总是在一起，请假也一起请，两个人成绩都没有从前好了。
我问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想了想，回答：“大概去年十月份，就是你走之后不久。”
我说：“哦，知道了，谢谢。”
挂断电话已经是上午十一点钟了，学生们都在上课，我不确定是不是要再打电话给周君彦。打过去，我又该说些什么？我漫无目的地在走廊里走了一会儿，碰上一个老师，问我哪个班的，为什么这个时候在外面晃？我回答说身体不舒服，请了假回去睡觉。禁不住有点佩服自己了，瞎话真是张口就来。走出大楼，天气很糟，没有一点阳光，远处的天边团着一片乌云。我在冷风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沿着河边走，一直走到树林深处，在一棵栗子树下坐了很久。
许多年之后，我跟林晰说起那时的感受。那是种很奇怪的经历，就好像突然变成了个无家可归者，周围再没有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是和你有关系的，而你就像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又要到哪里去。林晰告诉我，他也曾有过同样的感觉，而且当真在公园的长凳上睡了大半夜。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傍晚，我回到学校，给周君彦回了信，也是一句话:我都知道了，不要再联系了。
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收到回信，我渐渐地也懒得再去查收那个邮箱，直到把地址和密码全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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