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出轨的代价太高。背叛者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未来若有任何不忠行为，都将意味着婚姻的终结，并且毫无商量余地。他（她）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婚姻治疗师一般并不喜欢用“惩罚”一词。我们更常用的是著名的家庭治疗师萨尔瓦多·米纽琴（Salvador Minuchin）的说法：背叛者的“道德责任感”会促使他（她）信守承诺。照这个说法，回头浪子会迫于自己的正义感、深切的共情之心和远离“那类人”的愿望而保持对伴侣的忠诚。然而基于我的研究，我觉得最好还应该定下严厉的惩罚措施。背叛者需要知道，他们如果再次背叛会招致什么样的悲惨后果。
这个方法在社会心理学家进行的群体行为研究中取得了极大成功。文森特·布茨金斯（Vincent Buskens）曾做过一项备受瞩目的研究。他通过研究正统派犹太钻石商人间的信任关系，深入探讨了“惩罚”对背叛的遏制作用。这些商人极为信任彼此，他们可以仅凭一次握手就交易价值上百万美元的宝石。为了将信任水平维持在如此高的程度，这个关系密切的社群给任何违背规则的行为都设定了巨大的惩罚——一旦你有欺骗行为，你的朋友、邻居和同事都将离你而去。正如布茨金斯解释的那样，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必须被驱逐出去，或者接受非常严厉的惩罚，这样其他人才能知道，不讲信誉只可能在极短的时间里给你带来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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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说明了为什么甚至在合作对双方都有利时，保持合作也是困难的。它反映出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
开始原谅。这是“赎罪”阶段的最后一步。受伤的一方接受道歉，开始逐渐原谅伴侣的过错。但这并不意味着背叛者就此免罪。在这里，“原谅”的意思是，受背叛的一方愿意与其伴侣合作，试着重新给予他（她）信任——就算未来如何尚不分明，或者本应一心赎罪的一方偶尔会犯些小错。但这些小错必须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绝非旧情复燃，或者再觅新欢。所谓小错，指的是他（她）在无意之间触及了不堪回首的过去，最后令人后悔不迭。比如说，丈夫可能会给妻子送花，但这花是他从曾给情妇买花的那家店里买来的。妻子知道这一点，因为她看过信用卡账单。要诚心原谅，就要知道任何人都可能偶尔表现得不那么值得信赖。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背叛者曾经的所作所为确实让人不齿，但是你也要知道，他（她）正在试图做出改变。
我们可以用博弈论来说明，“原谅”在这类情况下是如何运作的。最为人熟知的关于信任和背叛的博弈理论无疑就是所谓“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了。阿克塞尔罗德曾对囚徒困境进行过仔细研究。典型的囚徒困境是这样的：警察分别提审两名囚犯，希望他们认罪。这两名囚徒在之前约定好拒不认罪——但他们都不知道另一个人是否会信守诺言。如果两名囚犯都信守诺言、拒不认罪，他们都会被无罪释放，或者只接受很轻的刑罚。但如果其中一人出卖同伙、承认犯罪，他（她）就能成为污点证人、缩短刑期，而另一人则会延长刑期。如果他们都认了罪，两人都会进监狱。很明显，信任约定、拒不招供可为全体带来最佳利益。但要想实行这个策略，他们就要放弃个人利益，彼此信赖合作。我在表10—1中列出了囚徒面临的抉择。
表10-1 囚徒面临的抉择
大量研究发现，如果这个博弈只进行一回合，几乎没人愿意信守承诺。人们往往会选择背叛同伙（成为污点证人），因为他们不相信另一人会遵守约定。结果自然令人难堪，同时也指出了人性的弱点。阿克塞尔罗德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如果游戏重复进行，要达到最大合作次数，最佳策略是什么？他为此开发出了复杂的计算机程序模拟实验，以期找出答案。阿克塞尔罗德计算出的结果显示，使合作次数最大化的最重要影响因素在于参与者在违背约定（即背叛另一名参与者）后的行为。为了赢得另一方的信任，这名背叛者需要在此后的所有回合中坚持合作，即使另一方不愿合作也不放弃。换句话说，就算另一名囚徒招供，这名“赎罪”的囚徒也必须拒不招供。阿克塞尔罗德将此称为“悔罪”。引申到我们关心的“背叛后感情重建”上来，我们应采取的策略就很清晰了：在婚姻咨询时，背叛者既有错误之实，他（她）因而必须严格遵照治疗流程行事，努力赢回伴侣的信任，尽管其伴侣可能在一开始不为所动。而受害的一方也要有所觉悟，在那不幸的事件发生之后，如果其伴侣持续表达出悔悟和赎罪之意，希望得到宽恕，他（她）就不应一股脑儿地拒绝重建感情。也就是说，要尽量表现出大度，暂时接受伴侣的道歉。阿克塞尔罗德发现，背叛者用1/10左右时间来道歉效果最好。但在关系重建过程中，直接照此结论行事可能并非明智之举，但它也确实能为我们提供一点意见，告诉我们应该在何时接受道歉，既往不咎。受背叛一方不应再容忍任何背叛之意露出苗头，不然他（她）很可能会再次受到同样的伤害。但他（她）有时也应表现出宽容，表现出重建关系的意愿。在这一阶段，“宽容”的含义是，如果背叛一方努力赎罪，你有时候也不必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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