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国库券，心里还是有点害怕，怕政策变，也怕大笔现金带在身边不安全。当时个人没有本票，只有现金。我称过，一万元10元钞票是0.6公斤。我带50万元出去，就是30公斤。我就跑到公安局去，说现在改革开放了，我要从事国库券交易，能否请保安人员。后来上海《解放日报》社会新闻栏目上登过消息：上海出现第一例私人聘请公安人员当保安。我其实还有一个想法：中国人民银行如果认为我不合法，那么现在公安人员跟着我，我怎么做买卖的他们都看得见，有事你们可以去问公安局。
那时社会治安还是蛮好的。但那时大家都没见过大钱，你带着100万元现金，别人都会怀疑你非偷即抢，那时也不像现在这样讲法治，先把你拘留下来再说。有一次在火车站检查安全品，检查人员要我打开包。我说：“我不能打开，要打开到你们办公室去打开，我怕被歹人看见要跟牢我。”检查人员很恼火，他们从未碰到如此不买账的人。走进办公室，我打开包说：“都是钞票，可以带吗?绝对不是危险品。在外面不给你看，是考虑人身安全。”同时，我立刻把几包香烟掼过去。他们也很重视，马上通知乘警，请他们保护我的安全。就是这件事促使我萌发请公安人员的念头。以后我出门，保安人员开好执行公务的证明，还带着枪，一路免检，通行无阻，少了许多麻烦。到了外地银行，银行认为我正规，愿意把国库券卖给我。
1989年，我又跑到税务局。当时有关部门认为有几种人赚钱最多，我的名字排在第四位：上海市民杨怀定，利用国债买卖获取暴利。我马上跑到税务局咨询是否要交税。税务局的同志讲，我们早知道你了，并且表扬我主动上门报税。当时的背景是，个体老板都不大肯交税。报纸后来登了消息：上海市民杨怀定主动报税。根据国库券条例，国库券是免税的，我买卖国库券也就不用交税了。
到中国人民银行咨询、请公安人员做保安、到税务局报税，就是这三件事让我出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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