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是在做阿米尔的炮灰。当时，他被拉辛汗叫回来一起照料阿米尔的豪宅，但塔利班官员看中了这栋豪宅，并要哈桑搬出去。哈桑极力反对，结果他和妻子被塔利班枪杀。
做阿米尔的炮灰，这主要还是哈桑自己的选择。
对此，我的理解是，我们爱一个人，多是爱自己在这个人身上的付出。自己在这个人身上的付出越多，我们对这个人就越在乎，最终会达到这样一个境界——“我甘愿为他去死”。
或许，喜爱《追风筝的人》的一些读者会对我这种分析感到愤怒，觉得我并不理解这样一种伟大的情感。但通过哈桑的儿子索拉博的言语，我们会看到，导致这种奉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深深的恐惧。
他为什么甘愿去做炮灰？
知道了哈桑是自己的弟弟后，阿米尔去了喀布尔，从已成为塔利班官员的阿塞夫手中将索拉博带回了巴基斯坦，而代价是险些被阿塞夫打死，如若不是索拉博用弹弓将阿塞夫打成独眼龙的话。
在巴基斯坦，阿米尔求索拉博跟他一起去美国。索拉博一开始没答应，并说出了他的担忧：“要是你厌倦我怎么办？要是你妻子不喜欢我怎么办？”除了阿米尔，幼小的索拉博已没有其他亲人，这时，他作为一个孩子产生这样的担忧不难理解。
不过，在我看来，这更像是索拉博在替父亲说出他的心声。原来，哈桑之所以做炮灰，为了阿米尔的一个蓝风筝而被凌辱，为了阿米尔的豪宅而和妻子一起被枪杀，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担心阿米尔会厌倦自己、会不喜欢自己。
这就很像一些家庭，那些最不受宠的孩子，反而常是最“孝顺”的孩子。他们在成年后为了得到父母的欢心会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以至于严重忽略自己的配偶和孩子的幸福。
绝大多数孩子学会说的第一个词是“妈妈”，而哈桑说出的第一个词却是“阿米尔”。我对这个细节的直观理解是，哈桑将阿米尔视为最亲近的人，象征性的理解则是，阿米尔是哈桑的“心理妈妈”。
所有的孩子都渴望获得“心理妈妈”的爱，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们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哈桑不例外，阿米尔也不例外。阿米尔说出的第一个词是“爸爸”，那么爸爸就是他的“心理妈妈”，为了获得他的爱，阿米尔可以付出一切代价，并最终不惜将哈桑牺牲。
阿米尔渴望哈桑做他的炮灰，哈桑则主动愿意做阿米尔的炮灰。
然而，任何一个人都不值得另一个人为他做炮灰。
因为，奉献者的生命重量会压得接受奉献者喘不过气来，后者会发现，除非他给予同等分量或更多的回报，否则他心中总会有歉疚。
或许，亏欠感是我们最不愿意有的一种心理，而如何处理亏欠感便成了左右我们人生道路的一个关键。
哈桑是阿米尔的爸爸和仆人阿里——其实他和阿米尔的爸爸也是自幼一起长大，也是情同手足的妻子偷情而来的私生子。阿米尔的爸爸无法公开承认哈桑是自己的儿子，这令他心怀歉疚。为了弥补这种歉疚，他的办法是用他的财富和力量慷慨补偿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对此，拉辛汗形容说：“当恶行导致善行，那就是真正的获救。”
这是少数人处理歉疚的办法，尽管这不是最好的办法，但这仍然称得上是勇者的道路，而更多人的办法是选择阿米尔的道路——贬低或逃避自己亏欠的人。
当躲着看哈桑被阿塞夫凌辱时，阿米尔一时成了“种族主义者”。他先是觉得为了用蓝风筝赢取父亲的爱，牺牲哈桑是必须的；接下来，当心中出现一刹那的犹豫时，他对自己说：“他只是个哈扎拉人（阿米尔是普什图族人，很多普什图族人对哈扎拉族人有歧视）。”这就是贬低。通过贬低奉献者的生命价值，以降低接受奉献者的愧疚感。
这种贬低心理是很常见的，我们既可以在文艺作品中，也可以在自己生活中发现这样的故事：那些只付出不索取的人，他们很少会得到接受他们帮助的人的尊敬，甚至一些人对恩人的仇恨胜于对其他所有人的仇恨。
有些人的愧疚感会彻底丧失，于是所有人均被他们贬低为炮灰。阿塞夫便是这样的人，他没有底线地凌辱一切弱者，因为他的世界中只有他一个人是人，其他人都不存在。
阿米尔知道，自己身上有阿塞夫的影子，所以他梦见阿塞夫对他说：“你和哈桑吃一个人的奶长大，但你和我是兄弟。”
不过，阿米尔毕竟不是阿塞夫，他无法逃脱愧疚感的折磨，这种愧疚感表明他仍然是一个有良心的人。
“我向来只为一个读者写作：我自己”
可惜，除了贬低外，阿米尔还选择了逃避。因无法面对哈桑，他栽赃哈桑偷了他的钱财和手表，而终于导致哈桑离开他的家。
但他越贬低、越逃避，他的歉疚感就越重，因为这歉疚感不在别处，恰恰在他心中。
所以，他最后又回到喀布尔，要将哈桑的儿子索拉博救出阿富汗。
所以，当阿塞夫将他打得死去活来时，他哈哈大笑。
这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罪人，因而渴望被惩罚。他曾渴望被哈桑惩罚，但哈桑只会继续付出，而不会表达愤怒。但他终于在阿塞夫这里得到了他渴望已久的惩罚。于是，当肋骨一根接一根被阿塞夫打断时，当上唇被打裂，其位置和哈桑的兔唇一样时，他心里畅快至极，并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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