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心软，冒险偷东西给孩子们吃。楼下是小吃部，有个小天窗，三条床单拧成绳拴在他腰上，他悬空打转转，转进天窗。不敢偷值钱的东西，只敢拿辣子和花干夹馍，偷多少，孩子吃多少。
小吃部的老板一度很奇怪，这个干瘦的小伙子怎么总是来免费帮忙？水也不喝，给钱他也不要？
他那时学会了剪头，三块钱一次帮同学剪锅盖头，他卖打火机，帮人画作业，挣来的钱给那几个小孩加餐。孩子们喊他老大，把这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当爸爸，经常横七竖八地睡在他床上，舍不得离开他。
他的床那时是全学校最舒服的，他从毕业生那里讨来褥子，厚厚的六层，算是他和那帮孩子的餐厅、炕和沙发。
他和孩子们极能聊得来，大部分时候聊吃的，也有时候聊鬼故事，还有时候聊到他们学校的校花，是个话剧班的师姐，叫苗圃。孩子们共同的希望是能和校花说说话，他们还小，见过的美好的事物不多，艺校就是他们全部的世界。
他自己那时最头疼的也是吃饭问题，为了省路费，半年才能回一次家。每次带回的生活费都是散钱，父母牙缝里省下的。为了省饭钱，他和同班同学李秋香、葛勇组成了饭搭子。三个人家里条件都不好，都不够吃，那就把钱都拿出来，不去食堂了，三个人自己做饭吃比较省钱。
女生宿舍有间空房，葛勇和他借来炉灶，负责做饭洗碗，李秋香负责买菜。那时候下课铃声一响，李秋香百米冲刺菜市场，买菜杀价风驰电掣，再百米冲刺回来。
两年下来，李秋香得了短跑冠军。
有人饱暖思淫欲，有人饱暖后思前途，三个人的饭搭子解决了吃饭问题，他开始琢磨明天。
那时他再次回家取生活费，告诉妈妈：我找到省钱的方法了，可以少给我一点儿。
妈妈哭，苦了我娃娃了，爸妈没本事，都供不了你上个大学，只能上个中专，都不知道你将来靠什么挣钱吃上好饭。他安慰妈妈，中专就中专，起码有学上啊，放心我能找到办法让自己将来吃上饭。
可他并没有什么办法，没有背景没有资源，他甚至不知该怎样去畅想未来。他能做的只有把自己的专业尽力搞好，他只有这一个支点。
他开始蹭课，去西安美院蹭课。
美院在西安长安区山上，艺校的课松，他完成作业后作死地蹬车轮，从艺校骑车两个小时可以到。
1996、1997年两年，西安美院的很多人都以为他是本校生，只是没人知道他住哪个宿舍，也没人见他在食堂吃饭。他蹭课时自己带饭，李秋香和葛勇帮他做了个饭盒装面条，缝隙太大容易洒，外面绑着塑料绳，拴在车把上。
他蹭过杨晓阳的课、刘文西院长的课，有一遭刘文西在走廊里拦住他：孩子，怎么哪儿讲课都能看到你？蹭课的吧。又说：好好努力……别让人发现了。
他一直努力到毕业，自负有手艺，心里有底气，并没有经历艺校其他同学的毕业茫然期，那时同学们大部分一毕业就失业，最好的择业方向不过是当美术老师，且需要家里找关系，求爷爷告奶奶。
毕业时，他养过的小孩们哭得像出殡一样，抱着腿不松开，他身上挂着三四个小孩挪到校门口，他说：灶给你们留下了，以后学着自己做饭，乖。
他应聘到了工艺品厂，做玻璃画，刻了三个月的玻璃，每月包吃住300元。厂子小，老板也亲自干，他有个同学找不到工作，求到他这儿，他找到老板：我的工资可以分他一半。
同学留下了，他辞职了，厂子实在太小，养不了那么多人。同学过意不去，他说这有什么，我有手艺在身上，我可以去卖画，当画家。
他没能成画家，一辈子也没当成。
那时他把得意的画作扛到书院门，一家家推开画店门问：老板，买画吗？
每个老板都问：谁的画？
他说：我的……
人家问：你是锤子？
毕业后五个月，他饿瘦了十斤，于是改行。
西门外有西北五省最大迪斯科舞场，叫“帝都”，他去应聘美工，后来当了保安，再后来他给DJ当助手，后来当了DJ。艺校的夜间吉他会教会了他一点儿音乐手艺，他靠这点儿手艺月薪过了600元。
为了避免歧视和笑话，他学会了西安话，为的是多点儿工作机会。他那时兼职了四个地方，最远的地方是在一个溜冰场领迪，30元一晚，依旧是骑自行车赴会，天天往返几十里，骑出来一屁股疮。
那时家里第一次买房子，之前住自己盖的平房，瓦工泥水全是父亲一个人担当，电工也是，父亲本就是个电工。煤矿房补了三万元，他赞助了4000元，妈哭了，父亲低头躲出去抽烟，老家穷，问人借钱借2000元就是天大的事，而儿子一次性就给了4000元。
他那时的人生谈不上生活，只是生存。
不仅为了自己，还包括渐老的，渐渐丧失谋生能力的父母。为了生存，他开始走天涯，首先去了孔孟之乡的山东。
山东济宁体育馆开了溜冰场项目，全国挖人。他可以当美工，可以当策划，可以领舞，所以领到了一个月800元的工资，包吃住。他一脑袋扎了过去，学着他的祖先的模样，走西口一样地闯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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